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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李静 发于2025.9.29总第120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1935年年底，一个冬日的下午，林徽因已经在梁思成的办公室连续工作三个小时。那一年，她和梁思成在山东曲阜考察了孔庙建筑群，并沿胶济铁路途经历城、章丘、临淄、益都等11个县，寻找散落山涧旷野的“文化瑰宝”。归来后，有大量案头工作。此刻，里间只有她一个人，窗户正好可以俯瞰天安门的院子。 “现在是五点三十分。夜幕开始降临，宛如一只银色的飞鸟。整座庭院一片青白，好似落了雪。”这是林徽因眼中，冬日的北平，但是风物的静美无法拂去心头的忧愁，工作间隙，她给好友费慰梅、费正清夫妇写了一封信：“正清，你看，如此美好的景物呈现在我眼前，我内心却感到强烈的不适与厌倦，喉咙尤其沉重，仿佛被一团东西噎住，令我窒息。”--> 在东北大学建筑系任教时经历过“九一八事变”的林徽因，又在1935年目睹“华北事变”，巨变迫近，她的心没法不沉痛。此后的十几年，她在战乱、贫病和一路的撤退逃难中，把自己的所见、所思、所感、所忧尽数写入信件，倾吐给美国的挚友费慰梅、费正清夫妇。尤其费慰梅，是林徽因一生的密友。 后世的文艺作品，惯于津津乐道她少女时期的美貌、才情和感情逸事，事实上，颠沛流离是林徽因短暂人生的主要内容。 在她离世七十载后，今年7月，林徽因的这批英文书信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首次出版，以中英文对照形式收录于《林徽因全集·英文书信卷(一九三五—一九四〇)》。 “她肯定不是什么女神” 翻开书信的影印版，于葵耐心辨认着一行行潦草的手写体英文，有些信纸非常小，字只能更小，密密麻麻挤在一起，写不下了画个箭头，又挂到最上面；有些在正文边栏或空白处找块地方，又挨挨挤挤写好几行；还有些不是信纸，纸张质量不好，字迹难以辨认。“抗战时期条件艰苦，纸张宝贵要节省着用，现在誊录就很困难，翻译更考验水平，需要熟悉林徽因的文体，忠实她的语境。”该书编著者、林徽因的外孙女于葵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所以目前仅出版了书信中1935—1940年的部分，1941—1948年的书信亦将后续出版。 横跨十几年的书信信息量很大，不仅详细记录了中年林徽因的人际交往、家庭生活、思想观念和家国情怀，也以林徽因的个人视角，呈现了她所处时代的社会面貌、重大事件以及知识分子的生存和思想状况。这些通信，都被费氏夫妇细心珍藏，哪怕经历诸多离乱，见证许多更迭。20世纪70年代中美建交后，他们把数百封信件的影印版分别交给林徽因的孩子梁再冰和梁从诫。 20世纪90年代，梁从诫曾经撰写了介绍林徽因的文章并在选编《林徽因文集》时摘用过其中的一部分信件。梁再冰曾于林徽因诞辰100周年纪念日之际，第一次提笔为母亲撰写文章《我的妈妈林徽因》。“平日里妈妈梁再冰不常提及自己的家世——外公梁思成忠告她‘最难为名父子’，鼓励孩子自食其力。”于葵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记得，在外婆去世数年后，太婆(林徽因的母亲何雪媛)托人送来一只皮箱，里面装着外公外婆的老照片和日记、手稿。幼时，这些内容多被斥为“四旧”，也没人懂这些资料的珍贵，但外婆那秀丽的面容、优雅的四合院院落、典雅的服饰，以及书写在照片旁边娟秀的小楷字，一幅幅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中。年岁渐长，她才明白其中的意义：“有时感觉外面一些谈论林徽因的书刊‘离她甚远’，她当然是一个精彩的人物，但肯定不是什么女神，而是有血有肉、非常接地气且烟火气十足的一个人。” 2024年，为纪念林徽因诞辰120周年，于葵根据家族留存史料撰写了《山河岁月：回望林徽因》一书，她想把真实可靠的史实告诉真正关心林徽因的人，林徽因最可贵之处正在于她的“真”。于葵写此书时，觉得唯其如此，才对得起外婆。书中引用了一部分林徽因的英文书信内容，在为这本书担任责编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王一珂感觉这批英文书信极有价值：“无论对于研究林徽因还是研究抗战史或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都是一套珍贵且独一无二的史料，如果它们不存于世，也就罢了，既然还在，我相信总有一天会出版。” 于葵对翻译编辑出版这些书信也颇有些顾虑，“这些信件毕竟是外婆和朋友以及闺密的私人通信，尊重前辈们的私人空间的同时，我也深受外婆那些‘掏心窝子’的话语的触动，也正是因为这点，写作中我感到这批信件的分量之重，它们的真实性无可比拟，别人再怎么替她说，不如去听听她自己怎么说”。 由于历史原因，费正清夫妇回复林徽因、梁思成的信件绝大部分未能保存，现存只见零散数页费氏夫妇自己的誊录，而无法成为一段频繁来往的历史性书信记录。“不然，两相对照，一定很有意趣。”王一珂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林徽因绝大部分手稿(包括文学、建筑代表作及大量中文书信)也未能保存，现存少量中文手稿亦零散不成系统。 幸运的是，林徽因与梁思成写给费慰梅、费正清的英文书信手稿在费慰梅整理下得以完整保存至今。从长篇打印稿到巴掌大纸片上的寥寥数语，包括那些李庄时期随手“涂写”的粗糙纸片，都被费慰梅装订成册。为保留林徽因的信件，费慰梅还多次将这批书信誊写。 在为书信出版做编辑、校对的过程中，王一珂时常被林徽因蓬勃的感情以及勇敢直率的表达打动。徐志摩去世后，林徽因公开发表的悼念都克制内敛，但是面对朋友，她表达了真实的思念，称他为“最亲爱的故友徐志摩”，认为“他所做的、所为之奋斗的事业远比他讲的要多得多”，坦言“在那些左右逢源、明智理性的人中，他是一股清流”。那些在战争爆发后，仍追求享受和个人地位的文化名人，林徽因直言不讳地表达了批评。当费慰梅抱怨丈夫总忙于工作，她又用自己的婚姻为例子悉心安慰知己，坦诚说出从恋人变为夫妻后感受的区别：“作为妻子的爱比作为恋人的爱要更严肃，后者处于热恋状态，自然会觉得自己飘飘然走在开满玫瑰花蕾的天堂之路上。” “哪有什么书房，她都在厨房！” 身边的朋友都爱她，乃至依赖她，在于葵看来，林徽因的魅力当然在于她丰沛的知识与思想，但不大被外界关注的，是她待人的真诚、热忱以及无微不至的“长姐”之风。林徽因是家里的长女，在她8岁时，父亲林长民又娶了一个妻子，第二任妻子生下4个儿子。复杂的大家庭里，林徽因从小就明白，有些事无法非黑即白地对待，她一面安抚备受冷落的母亲，一面帮忙照顾同父异母的年幼弟弟们。有一次三弟林恒发高烧，她抱着2岁的他，在廊子下面转悠了整整一夜。于葵感慨：“用今天的话说，外婆也是从小被锻炼出了‘高情商’。” 所以，在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北总布胡同3号院的“梁家下午茶”是一个富有吸引力的“公共空间”“周末好去处”。聚集了一批对文学、艺术和学术有兴趣的文人、学者，成为现代文学史的经典记忆。女主人林徽因当然是其中的核心，梁再冰对于葵回忆说，“林徽因最美的时候就是她说话的时候，充满激情，神采飞扬，每个话题她都有自己的见解，但别人关注她的时候，她也同样关注别人，是一个忠实的倾听者”。 正因如此，亲朋好友一遇到事就找她拿主意。有一次，沈从文和妻子闹别扭，妻子一怒回了苏州娘家，他找林徽因倾诉整整一上午，林徽因告诉费慰梅，自己“煞费苦心地同他交谈，骂他，劝他，与他讨论生活极其曲折，人的天性极其动人之处和遗憾之处”，末了还借给他钱买车票，去苏州找妻子面谈。林徽因是梁林两家弟弟妹妹们的长姐和长嫂，也是尽责照顾家人的主妇，人最多时，林徽因家中甚至接纳了十几位亲友同时住宿。梁思庄是她的小姑子，也是她的挚友，梁思庄丈夫去世后，梁思成与林徽因将她和女儿接来北总布家中同住，弟弟林恒也曾跟在她身边。人们习惯关注在前厅热情招待每一位朋友的她，鲜有人看到不时奔向后院处理大事小情的她。林徽因给费慰梅画过四合院的床铺图，还调皮地招呼好友：“请预订梁氏招待所。” 林徽因说：“早年的家庭争战已给我留下了永久的创伤，以致如果其中任何一丝残痕重现，就会让我再次陷入过去的厄运之中。”她偶尔也羡慕费慰梅嫁了个独生子，不必像自己这样，常常“一睁开眼就陷入了更为棘手的家庭纷争”。诸事繁杂，信中也看到心力交瘁时她向密友倾诉。 厄运很快便来了，却再也不是家庭纠纷那样简单。1937年，“卢沟桥事变”在林徽因的人生中画了一道分界线，她永远告别了北总布胡同3号的优裕生活，先到天津，再去青岛，随后辗转至长沙、昆明，最后搬迁到四川李庄，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颠沛流离。在日机对长沙的一次轰炸中，炮弹就落在距离他们临时住房大门十五码的地方，她和梁思成各自拎起一个孩子往楼梯跑，还没来得及下楼，炸弹就炸了，林徽因被抛到空中，手里还抱着梁从诫，从二楼被抛摔到地上，竟然还能完好无伤。他们奔向防空洞时，又是一轮轰炸，炮弹落在身边，他们心想这回躲不掉了，“宁愿靠拢一点，省得留下几个活着的人去承受悲剧”，所幸这颗炸弹没炸。 即便如此经历，林徽因仍然说，“不会失去勇气，在极度悲观的情况下，我们仍怀抱昂扬的希望”。一路上，他们乘坐“各种材料、也不知什么年代”生产的破旧汽车，有时十几个座位竟然塞进近30名乘客。这样逃难的途中，她那双建筑师的眼睛也没有停止发现美，她指引孩子观看“玉带般的山涧，秋日赤红的枫叶和洁白的芦苇，天上自在飘浮的云彩、古老的铁索桥”和渡船。 走到湘黔交界处的晃县时，她的身体再也支撑不住，发起高烧。因为大批军校学员和几班大巴旅客滞留，到处住满了人，即将露宿街头时，幸亏几个空军学员腾给他们一个小房间。她躺在床上发烧41度，旁边隔一个小门板，另一边就是小酒馆，满口脏话的赌徒、当地娼妓、运输司机、山东口音的大兵聚在一起喝酒、赌钱，他们的话飘过来，被林徽因记住，后来生动地写给费慰梅。于葵感慨：“在那样艰苦无助的日子里，重病高烧之中，她还有心去品味复杂的人生，用她那优美生动的语言记录下来。” 卧病几天，林徽因才刚刚退烧，一家人就又匆匆上路，结果破旧的长途车半夜抛锚在了荒山山顶。12月下旬的深夜里，林徽因拉着两个孩子的小手不停来回走动，借此暖一暖几乎冻僵的身体。“前一天她才退烧，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于葵推断，正是这番折腾，让她本已病弱的身躯遭受重创，在昆明，特别是到了李庄病情总暴发，林徽因彻底躺倒了。 一路奔波逃难，她也不再是北京四合院中高朋满座的沙龙主人，而是支撑家庭的妻子和母亲。梁氏一家在昆明住的房子如今仍在，见到其中一间曾被标为“林徽因的书房”，于葵参观时看到了，立刻打电话给母亲：“林徽因有书房吗？”梁再冰回答：“哪有什么书房，她都在厨房！” 那时候，林徽因常常一个人背一个大背篓，把一家人一周的菜在赶集时全背回来。上有老，下有小，她不得不放弃很多文学艺术的创作，来支撑这个家。在李庄时，孩子们穿得就跟狄更斯小说里的流浪儿一样，所以她要缝补那些已经补到不能再补的衣衫，她说，这似乎比让她写一章宋辽时期的建筑史还困难。她仍然在坚持和费慰梅通信，尽管“在现实面前，感情成了一种奢侈，但它不该泯灭在仅存的一线蓝天和敌人的炸弹之间”。 “终有一日我们会在某个地方重逢” 昆明郊区的龙头村，梁氏夫妇有过一段短暂的安稳日子，晃县小旅馆里结识的空军学员成了家中常客。战争开始时，林徽因几次对费慰梅说，不甘心“只是枯坐在这儿”，“必须为信仰而战，以便循着我们足迹的后来者可以享有安定的时代，成就一番事业”。林徽因说起他们结识的这批空军学员，她说既然自己不能上战场，那就要尽她所能给能上战场的空中英雄们一个家。于是这些学员成了梁家的亲人，梁思成和林徽因将他们视作弟弟，梁再冰和梁从诫唤他们为舅舅，后来，他们还作为名誉家长参加了这些小伙子的毕业典礼。 除了照顾家人，最让梁思成、林徽因操心的就是1930年在北平创立的中国营造学社，所幸学社几位重要人员逐渐在昆明聚齐，抢救古建的工作继续展开了。长久以来，林徽因都是营造学社的重要成员，遍踏荒郊野外艰辛考察，却属于不拿薪水的“编外”，如同当年拿不到建筑学位一样，既无名也无分。 16岁和父亲游学欧洲，林徽因便已经将建筑选定为自己的专业。可是那个时代，在西方，这一职业也未能接受女子，中国更是尚无建筑这一学科，建筑仅被看成劳作之事，官学儒生不屑与匠人为伍，与女子更是毫不沾边。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林徽因仍立志成为一名建筑师，为中国带回一门新的学科，孤身闯入当时还属于男人的世界。“她有‘逾矩’的胆识，放在今天，可以叫思想先锋吧。”于葵说。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不收女生，她只能迂回“斗争”，以美术专业进门，再“曲线救国”选修建筑课程，毕业时获得美术学士学位，之后又到耶鲁选修了舞台美术课程。2024年，宾大将这个迟到近百年的建筑学士学位追授给了林徽因。“我们今天推崇的跨学科，林徽因在百年前就已先行实践了。”王一珂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所以《林徽因全集》与任何名家全集都不同，分为建筑、美术、文学三个板块。 梁思成进入建筑行业，也和林徽因有关。当年他从清华学堂毕业正在为出国留学做准备，当他听到林徽因对建筑学专业富有新意的描述后，立刻意识到这门专业正是自己所擅长与追求的，建筑成为他们一生的事业和纽带。 战争中，贫困交加的林徽因在李庄病榻上写下了四万多字的《现代住宅设计的参考》，谈战后重建，它几乎是当时最新的建筑需求与理念。那时，全世界建筑师都在考虑战后重建以及城市规划等问题，身处偏僻乡下的林徽因与世界同步。梁再冰说：“我妈妈当时病得要死了，可躺在床上，她想的还是抗战后中国怎样建设，甚至怎样为低收入人群建设廉租房。” 战后回到北平，为了创建清华大学建筑系，重病的林徽因几乎拼尽全部气力。吴良镛回忆清华建筑系初创的情景时曾感慨：“林先生对这个系的成长操心最多”，“她躺在床上，把一个系从无到有地办起来，虽然经常卧病，她却能运筹帷幄，她是一位事业的筹划者、指挥者，能协助我们解决颇多难题。可惜，这些并不十分为人所知，教师名单中并没有她的名字”。 身为“梁思成太太”，投入诸多考察和学术研究并做出重大贡献，却没有头衔也没有名分，这是林徽因一生学研生涯的常态，她不计较，愿做“幕后英雄”，与同人或晚辈分享自己的思考和成果，也不求回报。 中国古建筑学家罗哲文曾是营造学社的年轻成员，他后来对梁再冰回忆，那时自己年纪尚轻，不知道怎么深入这个领域，是林徽因手把手耐心指导，为他选择入门书籍，甚至告诉他最好从哪一行看起。被誉为“敦煌女儿”的常沙娜也是林徽因的学生，那时，林徽因已经长期卧床，她在病床上支一张小桌，稍有力气了就写写画画，把学生叫到跟前，给他们授课。常沙娜21岁设计的中国首块国礼丝巾，就是在林徽因的指导下完成的。 她一生挚爱她所选择的建筑事业。就在文章开头所说的那个1935年的冬日下午，林徽因写给费氏夫妇的同一封信中，她曾许下一个小愿：“亲爱的正清，终有一日我们会在某个地方重逢，对吗？你知道，我想那时我已步入暮年，为了能更好地做些工作，我应该会远离世人和琐事。” 所幸，1942年费正清被派到中国工作后他们又再相见，可是，她未曾如愿走入她所期望的真正暮年，更未能“远离世人琐事”。1955年春，林徽因由于病情急剧恶化被紧急送往同仁医院。就在此前不久，知道自己已经时日无多，她为了挚爱的古都北京，为了珍贵的文化遗产，仍然一次次拖着病弱的身子挺身而出，慷慨陈词……命运没有给她更多时间。1955年4月1日，林徽因离世，年仅51岁。梁思成为她设计了墓碑，上面写着：“建筑师林徽因墓。” 《中国新闻周刊》2025年第36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编辑:王琴】
编者按 当前，一些年轻人受困于“学历出身”问题，面对部分用人单位对名校和高学历的明显偏好，他们不时陷入自我怀疑与焦虑之中。高学历的人更容易成功吗？青年如何建立与时代发展相契合的成功观？ 主持人： 许子威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嘉宾： 杜玉华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 李乾坤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耿品 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主持人：没有名校高学历，就是失败吗？思政课如何引导“学历焦虑”的年轻人在国家发展格局中，认识到自身的潜力和优势？ 杜玉华：人们往往把“贡献”局限于高精尖行业，而忽视了社会结构多元、分工各异的复杂性。国家的发展离不开亿万普通劳动者的坚守与创造——每一个岗位都具有其独特且不可替代的价值。无论是基层治理、乡村振兴，还是制造与服务一线，每一位劳动者的付出都是国家发展不可或缺的支撑。 在思政课教学中，我注重引导学生从宏大叙事回归微观实践。一是解构“贡献”的多元形态，结合学生所学专业，阐明其行业在国家发展中的实际作用，将抽象使命转化为可感知、可践行的职业目标；二是帮助学生识别并发挥自身优势，许多学生在实践能力、沟通协作与社会适应力等方面具备特长，这些恰恰是社会转型与产业升级所需要的重要素养，应有意识地加以发掘和强化，从而提升就业信心与竞争力；三是强化责任感与使命感，引导学生深入理解个人发展与国家命运之间的内在关联，激发内生动力，走出“学历焦虑”，走向积极有为的人生。 耿品：在思想道德与法治课上，我会告诉学生，评价人生价值应全面考量——既要看贡献大小，也看努力程度；既尊重物质贡献，也尊重精神贡献；既注重对社会的奉献，也注重对自我的完善。对人生价值的评判，绝不是仅凭学历高低或某一单项指标简单断定。 当前部分年轻人出现的焦虑心态，既源于外界以院校、成绩、奖项等作为单一评价标准，也来自主体意识尚未完全建立的大学生，将这些外部标准内化为自我认知，导致其在角色认同过程中感到困惑与迷茫。 因此，思政课教师可以从两方面着力：一方面，帮助学生全面客观地认识自己，增强自我认同。教师应引导他们认清自身在不同场域中的角色定位，理性看待自身能力、特质与关系网络，鼓励学生以持续发展的心态践行每一种角色；另一方面，引导学生理性看待“镜像反馈”，正确处理外界评价。教师应及时引导学生主动调适心态，在积极回应社会期待的同时，成长为更好的自己。 主持人：思政课如何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特别是将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和社会发展相结合？ 李乾坤：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写道，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 如果用高学历、高薪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成功与否的话，马克思看起来并不算“成功”。他毕业于柏林大学，拥有博士学位，但并没有“高薪”的工作，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过着贫困的生活。但马克思一生践行为人类幸福而工作的理想信念，将有限的生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无产阶级及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因此，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与追求“名校”“高薪”有着本质区别。 耿品：在大一上学期的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中，“如何把握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要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追求”等内容，既是教师教学的重点，也是学生学习的难点。刚进入大学的学生理论知识储备不足，实践经验较为缺乏，对马克思主义人生观的科学性和正确性难以形成深入理解。针对这一情况，在教学中我会采用“小切口”进入的方式，通过身边人、身边事阐释“大道理”。例如，讲述中国农业大学青年学子扎根科技小院、“自找苦吃”的实践案例，帮助学生感悟理论力量与实践价值。 主持人：有人崇拜高学历，但也有部分年轻人在社交媒体上以“985废物”自嘲，反映出他们怎样的心态？ 杜玉华：这两种心态看似矛盾，折射出社会转型期价值评价体系的单一化，以及青年群体身份认同的焦虑。一直以来，名校被视为一种稀缺资源，与个人成功紧密绑定，因此很多家长、学生出现了“第一学历”的担忧。而部分名校学生自嘲为“985废物”，反映出了他们面对现实落差时的无力感——即便拥有光环，仍可能无法实现预期成就。这些年轻人并非失败者，只是害怕辜负社会、家庭的期待。因此，教育的导向不能仅聚焦于“考高分”“上好学校”，更应重视“如何成为更优秀的人”。 李乾坤：这源于用同一把尺子衡量不同人生路径的误区。社会常以量化标准预判个人发展，如分数、学校、排名等，却忽视了高校和专业类型、定位和培养目标的多样性。如果一所高校和相关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并非今天的“风口”行业，学生和家长若无法调整预期，就会出现心理落差，也就产生了“985废物”自嘲。 耿品：“985废物”这类自嘲其实是部分青年用一种戏谑的方式来“反讽”自己，由此来释放压力、寻求认同。他们背负着家庭、社会的高期待，当实际成就与之不符，便通过自嘲缓解焦虑，并希望在群体共鸣中获取理解与包容。 主持人：大学生应如何定义“成功”？ 杜玉华：名校学历与职业成就、人生发展存在一定关联，但并非决定性因素。真正影响职业高度的，往往是个人的学习与实践能力、对行业机遇的敏锐把握，以及整合社会资源的能力。而人生幸福感的获得，更依赖于个体的价值取向、人际关系的质量以及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平衡。现实中，许多普通高校毕业生正是通过持续努力，不断实现职业上的突破。 因此，引导青年重新定义成功，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协同努力，共同构建更加包容、多元的成长环境，支持年轻人在探索中找准人生坐标。这意味着要从追求“外在指标”转向注重“内在体验”——成功不应仅以收入或职位衡量，更应看内心是否充实、自我是否认同、生活是否自主、工作是否有价值，以及人生能否在多重维度中保持平衡。同时，成功也应从注重“占有”转向强调“创造”，其核心不在于获取多少资源，而在于为世界贡献了什么价值。无论是攻克关键技术难题，还是在平凡岗位上尽职尽责，这种由创造所带来的意义感和满足感，远非物质所能替代。 耿品：成功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在与青年学生的交流中，我发现他们往往容易受到外界标签的影响，从而形成对“成功”多元而流动的理解。因此，年轻人与其纠结于是否达到外界定义的“成功”，不如更多地思考如何在实现人生价值的过程中获得成功。在这个过程中，思政课教师应当引导学生认识到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的重要价值，帮助他们理解积极进取、务实乐观的人生态度对成功的重要意义。 主持人：不少非名校大学生靠努力实现了突破，这些年轻人的故事有哪些普遍性和可复制性？ 杜玉华：现实中，不少非名校毕业生成功实现了“逆袭”——有的投身新兴行业，有的凭借精湛技艺在制造、服务等领域脱颖而出。虽无名校光环加持，但他们往往更善于把握机会、作风踏实、适应力强，不断拓展出自己的职业发展路径。这些故事之所以引发广泛共鸣，正是在于它们打破了“名校即成功”的单一叙事，展现出普通青年同样可以通过努力与创新，赢得社会的认可与尊重。 尽管具体个案难以简单复制，但其成功逻辑具有普遍参考意义。我认为以下几个要素尤为关键：一是实践导向。他们更贴近现实，更愿意从基层做起，注重将知识转化为实用技能，并在真实环境中积累经验；二是韧性心态。面对社会偏见与压力，他们通常更能放下身份包袱，较早学会承受挫折，并主动寻求差异化成长路径；三是社会感知力。他们大多善于观察社会、深入基层，深刻理解社会运行机制与大众需求，从而更敏锐地捕捉转型中出现的新机遇。 主持人：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自觉选择到基层受锻炼、长才干、作贡献。思政课如何帮助学生正确理解“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的意义，并坚守这类选择？ 李乾坤：“扎根基层”“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体现的是一种超越个人功利层面的价值追求。它意味着青年主动将个人成长与国家战略、人民需要紧密结合，真正把青春奋斗融入家乡改造、乡村振兴和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中。这不仅是对人生意义的深层理解，更是对“成功”定义的重新校准。事实上，基层一线是国情社情最真实的地图，也是青年成长最肥沃的土壤。在那里，年轻人能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获得真正的能力提升与价值实现，进而获得持久、坚实的成就感和幸福感。 认识到这一点，学历焦虑自然得以缓解。名校背景或高薪职位只是人生一个阶段的标签，并不能定义人的全部价值，真正重要的是能否找准自己的坐标，在现实土壤中生长出不可替代的能力。因此，年轻人选择基层不是放弃追求，而是换一种方式更好地成就自我、服务社会。它代表了一种清醒的人生规划，一种将“小我”融入“大我”的成长智慧。 耿品：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的冲锋陷阵，还是和平建设时期的默默奉献，到基层去、到一线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始终是青年成长成才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源泉。 在思政课堂上，我常常通过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展现这种选择的时代意义。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青年响应号召奔赴北大荒，使昔日的“北大荒”变成了“北大仓”。如今，青年学子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将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不同时代的青年都作出了同样的青春选择。当前，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等政策的实施，为青年深入基层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在这个过程中，青年既能锤炼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又能培养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从而更好地认识自身在国家发展中的定位和价值。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许子威 记者 王聪聪整理)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5年09月28日 04版 【编辑:王琴】